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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我们能更幸福吗?

福鲁哈尔:一旦国家达到了基本的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并不会让我们幸福,让我们幸福的是与他人的关系和高度的社会信任。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他可能连任——被归因于从美国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一切问题。

但是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表现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创始人、前主任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的说法,答案更简单——它与幸福有关。如果你看看2016年参加美国选举的3096个县,更能解释特朗普的选票的是县居民的平均幸福水平(是居民自我报告的,这一衡量标准似乎相当准确),而不是失业率、收入或增长率。

出于这一点,希望阻止特朗普连任的民主党人最好关注哪个候选人会让最多人感到幸福,而不是税收、医疗保健或外交政策等政策细节。当然,政策可能有助于促进幸福感,这是莱亚德在他有趣(尽管过于宽泛)的观点中所传达的信息之一,他探讨了关于幸福的新科学,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它来改善我们自己、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的社会。

莱亚德的书名为《我们能更幸福吗?》(Can We Be Happier?),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响亮的“是”——尽管在许多国家,要变得更幸福,需要在方方面面进行彻底的改变,从我们与孩子和伴侣的关系,到我们的城市设计,以及我们与科技、工作、时间和金钱的互动等。点开Headspace应用程序——完成所有这些所需要的正念冥想比我们大多数人目前所做的多得多(精神健康和积极培养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是莱亚德书中的一大主题)。

虽然幸福可能需要冥想,但它需要的钱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少。莱亚德概述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幸福来说,许多事情都比收入更重要。在个人层面,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和工作质量比财富更重要。在国家层面,社会信任是最重要的因素——书中的数据显示,国家幸福往往与高水平的信任相关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拥有更多信任;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就很缺乏)。当然,真正的贫困对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苦难制造者。但是一旦国家达到了基本的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并不会让我们幸福——让我们幸福的是与他人的关系和高度的社会信任。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莱亚德许多关于幸福的详细图表之一中,神职人员作为一种职业在幸福方面得分最高,又比如,健身教练的得分高于一些高管。高管有很多需要改变——很多人觉得工作疲惫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老板让我们感觉很糟糕,而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自主决定工作方式和地点。

所有这些发现都与推动美国大发展的美国清教徒精神相悖,也与美化苦难的欧洲哲学相悖:苦难和辛苦工作不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事实上,它们极具破坏性。作者说道:“这种可怕的哲学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当今主流文化的极端竞争特征。”他指出,现代幸福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增多,大致是里根-撒切尔(Reagan-Thatcher)变革的时期(变革似乎降低了幸福感)。

对他来说,最好的政策路线图始于18世纪的盎格鲁-苏格兰启蒙运动(Anglo-Scottish Enlightenment),其目标是让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幸福。如果我们相信社会中真正的问题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幸福的不平等,那么个人和政策制定者都可以开始实施有助于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促进更大幸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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